1970年5月，一列编号机密的火车从沈阳出发，载着300多名科研人员前往成都。这趟行程隐秘，连家属都不知道他们去向何方。这支代号“歼-9大队”的队伍，在028航校旧址安营扎寨，后来这里成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，代号611所。当时的环境异常艰苦，科研人员不仅要进行科学研究，还要自己种地盖房。设备稀缺时，他们甚至跑到成都滑翔机厂求助，合作制造风洞模型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中国航空史上最具雄心的项目之一悄然启动。歼-9的诞生源于国土防空的迫切需求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苏联图-22M“逆火”和美制B-1B超音速轰炸机构成巨大威胁，而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歼-7战机高空作战能力严重不足。1965年4月12日，三机部正式下达《关于开展歼9歼击机方案论证和设计工作的通知》，最初指标要求最大马赫数2.3-2.5，升限20000-22000米。但到1970年，空军提出更苛刻的要求——“双26”指标：速度2.6马赫，升限26000米。

放眼全球，当时仅美国SR-71“黑鸟”侦察机能接近这一标准，但它不考虑机动性。为实现这一目标，科研团队提出四种机翼方案，经过万余次风洞试验，最终选择三角翼布局。然而，机体严重超重，配套的涡扇-6发动机推力不足，技术总师王南寿曾痛心疾首：“这是小马拉大车，注定飞不起来！”

尽管歼-9未能翱翔蓝天，它留下了两项无价遗产。1970年的一个深夜，年轻设计师谢品提出了“鸭式布局”概念，这是中国航空史上的首次尝试。同时期研制的歼-8仍以机炮为主武器，而歼-9团队则设计了以雷达制导导弹为核心的作战系统，使中国战机首次具备超视距空战能力雏形。

1982年初春，新歼论证会上，611所团队展示了鸭式布局图纸，全场响起热烈掌声。宋文骢坚定表示：“我们要搞一架真正由中国人自行设计的先进战斗机！”两年后，这项源于歼-9的技术被确立为新战机方案——即后来的歼-10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