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，美国关税战出现新变化，政府高官多次提及“次级关税”。专家指出，在美国外交政策重点转向俄乌冲突后，次级关税成为市场短期内的不确定性因素。

次级关税并非专业术语，是在传统关税基础上融合了“二级制裁”的元素。美国长期推行“次级制裁”政策，例如通过《赫尔姆斯-伯顿法》和《达马托法》，对与古巴、伊朗做生意的第三国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。

美国财长斯科特·贝森特警告称，如果美俄领导人会谈进展不顺，可能会提高对印度的次级关税税率。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已签署行政令，指责印度大规模购买俄罗斯石油，并宣布从8月27日起对印度加征25%的次级关税，使印度对美出口关税翻番至50%。特朗普还威胁称，如果俄罗斯不停火，将对所有俄罗斯石油买家加征次级关税。

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表示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兼具谈判砝码、产业保护和增加财政收入三重功能，次级关税主要是作为推进美国外交政策目的的工具。他指出，美国长期不当扩大国内法域外效力，搞所谓长臂管辖，次级关税更是把这种行径的任意性和破坏性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经济室主任罗振兴认为，次级关税是特朗普“创新”的一种贸易武器，开创性地将关税这一经济手段政治化，成为经济胁迫工具。他认为，次级关税可能对俄罗斯、委内瑞拉等国家的贸易伙伴产生较大影响，进而影响全球贸易和政治格局。

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也认为，如果次级关税真的落地实施，将对国际供应链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。

有分析文章指出，从乐观角度来看，美国可借助次级关税措施服务其地缘政治战略，平衡贸易赤字，并利用其经济影响力达成对外政策目标。但从悲观角度来看，一旦实施次级关税，可能引发受影响国家的反制措施，加剧贸易紧张态势和全球市场动荡。